论著介绍 | 希腊罗马埃及的学校:师资与工资
公元4世纪,埃及的亚历山大里亚,一位叫做帕拉达斯(Palladas)的诗人写下来一首吐槽诗【1】:
我贩卖卡里马库斯和品达,还有那些个
语法的变格变位,因为贫困的不幸。
多罗修斯夺走了我赖以为生的薪水。
还发了那封该遭报应的通告控诉我。
但请你护着我,亲爱的习翁,别让我
与贫困连在一起度过余生。
帕拉达斯的吐槽揭示了古代教师的复杂处境。一方面,他的水平肯定很高。帕拉达斯是第二等级的语法老师(grammaticus),卡里马库斯和品达教起来都不简单。而帕拉达斯本人的诗作也是酣畅淋漓,各种梗层出不穷(见注1)。他被收入《希腊诗歌选》(Anthologia Graeca)的作品也高达151首。另一方面,他很穷。自己是个卖课的,家长随时可能给他断了粮,甚至控诉他。
古代教师究竟师资如何?生活待遇怎样?教师有哪些风险和困难?这便是拉菲埃拉·克里比奥雷《头脑的锻炼》第二章回答的问题。
富人家的孩子,离开了奶妈哺育,下一步便会迎来他/她的“伴读”(παιδαγωγός,pedagogue)。在一般描绘中,这位伴读是名中老年男性,可能是奴隶。他们负责的主要也是小主人的日常学习和礼仪,如果以后要外出游学,他们也要陪同照顾,顺便监督学习进度。这些老师会给贵族少年启蒙,给他们的言行留下终身的影响。罗马皇帝“背教者”尤利安就说过,是自己的“伴读”让自己爱上书本【2】:
对还是孩子的我,我的伴读说:“别让同龄的玩伴把你带进剧院,看那些奇观。你喜欢马车赛?最出色的一场是荷马(写的那场),快去拿本书(读读)……在他笔下,还有很多听着比看到了还让人赏心悦目的植物。”
伴读以外,孩子第一个真正的老师,可能是教育体系中最低等级的“识字老师”(γραμματοδιδάσκαλος)。这个职位不露脸儿,尤其在高级知识分子看来,这帮人就是半吊子文人,骗钱又没地位,有辱斯文。在希腊著名修辞学家德摩斯梯尼笔下,“你爸是识字老师”是个骂人的梗,每次遇到死对头埃斯基涅斯就说个没完(p.58)。
实际情况中,识字老师可能和学生关系很好,铭文上有为识字老师祈福的祷文(p.60)。作为一个文盲社会中的读书人,初级的识字老师常常也会帮人代笔书信、申诉等等。因为没有他们收费的记录,这些帮助究竟是赚外快还是乐于助人,我们很难评判(p.61)。
到了中级,“语法老师”们(grammatici)传授诗词歌赋,教师队伍中也是藏龙卧虎,开头的帕拉达斯就是一例。就薪资而言,在戴克里先的《最高物价法令》里,中级老师是初级识字老师的四倍,而高级的演说家却仅比中级老师薪资略高。直到公元376年格拉提安统治时,高级教师才有了中级两倍的薪资。中高级老师很多也坐上了城市捐款设的教席,吃上了“公家饭”。(p.62)
除了固定教书的老师,还有很多“游方私教”(καθηγητής,字面义是“导游”)。由于中等教育资源短缺,基本是卖方市场,很多私教会游走埃及各地,给乡野间的贵族子弟提供教育。当然,他们的目的也是逐利,这也给孩子的教育带来很多不稳定性。在俄克喜林库斯的P.Oxy. VI 930中,一位母亲就和自己的儿子说了个坏消息:“咱们的私教第欧根尼远航离开了……给你找个合适的老师,这是你和你伴读的任务了。”【3】
过了第二级就已经是文化人,但想进一步干一番事业(法律、文职)的,就会继续第三步,训练修辞和演说。按照利巴尼奥斯的说法(p.56),这些十四五岁的孩子第一年会学习理论,第二年则开始和助教一起做散文写作,第三年才进入主讲师,也就是利巴尼奥斯的课堂,开始一些基础演说练习(προγυμνάσματα)。第四、五年学演说创作(μελέται),顺利进入第六年的学生甚至可能升职为利巴尼奥斯的助教。但这一整条路,毕业率却不高。
教演说的有两类人,“演说家”(ῥητήρ)和“智者”(σοφιστής)。“演说家”并不是西塞罗这样的大牛,而是次等的教席,只负责理论。真正指导学生实践的,是“智者”。而中级和高级的教师社会地位也很高,很多人甚至荣获了贵族姓“弗拉维乌斯”(Flavius,普通人都为Aurelius)。而在早期拜占庭文献中,赫拉波隆(Horapollon)祖孙三代也因教书而名声大震,甚至在亚历山大里亚也有自己的豪华校舍(p.55&61)。
这位Horapollon也可能是古代自发尝试破译象形文字,写成了Hieroglyphica的作者。
对这本古代奇书的研究,可见上图这本书。
教师还有很多社会特权,即便是初级教师,托勒密二世也曾免除过他们的盐税。而对于后两级的教师,生活则可能非常优渥,除了公家的工资、学生的课费,在罗马帝国时期,从苇斯巴芗到康茂德等诸多皇帝都曾免除过他们的苛捐杂税、徭役、兵役以及作为陪审员等的职责(p.63)。
但实际情况不可能总是那么美好。正如开头帕拉达斯所说,父母会突然解约,有的甚至是在读了一年后,临近交费突然消失(p.63)。即便是吃上了公家饭,也不是铁饭碗。公元3世纪,俄克喜林库斯的语法教师罗里阿努斯(Lollianos)就和皇帝告御状,说自己虽然拿了教席,市政府的工资却拖拖拉拉(P.Oxy. XLVII 3366 p.54)。利巴尼奥斯的安条克学园里,几个公职演说家也穷得要卖老婆的项链了,家里也只用得起“两三个奴隶”了(p.64)。
除了薪资不稳定,老师还需要面对熊孩子。即便是贵族子弟,挨一顿打也是家常便饭。奥古斯丁在《忏悔录》中回忆童年,就说“要是我学习慢了,总是挨鞭子。”【4】父母也很是支持。公元六世纪,一个父亲和老师写信,在信末说【5】: